这场历演十年的悲剧，彭真等制宪参加者对此有切身之痛，这使得82宪法对人身权利的规定无论从量到质均有飞跃[37]。

对尊严规范地位的探讨等同于对其宪法地位的探讨。在人是目的这一命题之中，可以看到尊严保护及其价值。

在1958 年的吕特一案中，宪法法院首次将人的尊严条款适用于对表现自由的论证过程中。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我国宪法第38 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3期。尊严条款因其法理基础、宪法文本表述及宪法解释实践的差异在各国宪法上享有不同的地位，归纳起来可分为宪法原则、基础价值、规定功能的宪法概念。有效性是指某一规范法律上的应然效力，实效性是指某一规范实践中是否被遵守。作为区别于他人的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人格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与教育养成，且可以通过自我教育的方式形成，故人格有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可能。

人格是人之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存在，构成人与动物、奴隶的重要区别。交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他在拉康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社会学上的阐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其基本特征在于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占据统治地位，自然资源的配置和生产流通主要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宪法发展，无论从发展历程、体制设计、现实基础和推进方式上来讲，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宪政模式的特点。党的十四大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应该对此予以确认和保障推行。

通过修改宪法、体现宪法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宪法发挥效力的一种方式。第二，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16]。

注释:[1]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事实上，在人权保障原则入宪法以后，我国立法机关对所有现行法律中不符合人权保障要求的条款进行系统清理，以及近年来我国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诸多人性化修改都是人权入宪重要作用的体现。而有关政治文明建设、依法治国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规定，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专制遗存顽固、民主理论积淀薄弱、民主实践经验缺乏的国度，注重宪法立法和宪政运作中的国际化更为重要。

文章来源：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45-53页。[5]并且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认识和经济主体多样化的时代需要，也是符合当时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的。其次，人权入宪有助于改进我国的执法工作。1993年修改宪法是我国宪法制度建设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一）宪法修改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宪法与经济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三十年来，我国在宪法修改方面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

2004年的宪法修改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背景。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6]2004年对经济制度内容的部分修改，体现了保护私权的精神。[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3、4、6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年第10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拥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就此而言，我国三十年来历次宪法修改都体现出了这个特点。如果限制其发展甚至取缔它，不但私营经济本身会逐渐萎缩，个体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的发展必然减缓，所以必须通过修改现行宪法，给私营经济以恰当的生存地位。第18条至第31条修正案是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内容包括对宪法序言、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修改、充实和完善，人权原则和私有财产权受保护原则进入宪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宪政民主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公布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迅速深化，经济发展中制约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计划成份进一步弱化，而市场调节则从辅助地位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戒严法》的规定，戒严是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

预计未来10年、20年，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积累的速度将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宪法规范的根本性和全面性是宪法区别于普通法律的主要特征，正因为这样宪法就必须如实反映和综合记录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

三十年来我国宪法修改中合理地把握了本土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原则，诸如私有财产权保障立法、人权保障立法和紧急状态立法等，都广泛吸收了外国同类立法的经验，这也是值得我们以后的宪法修改坚持的经验。[26]分清二者的职能，更多地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就能够通过宪法解释解决宪法适用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问题，既可以为修宪积累经验，也可以减少盲目修宪和仓促修宪，增强修宪的严肃性和宪法的权威性。

民主宪政制度趋于严肃和务实。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所占工业总产值,私营企业为3.2%，个体经济为15.9%。另一方面，宪法修改还要与宪法解释相结合。这一方面说明，现行宪法颁布以来这一历史时期是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时期，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既要确认改革的有益经验和成果，通过宪法的修改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原则指导。

从1988年起，我国改变了过去修改一次，重颁一次的传统修宪做法，开始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的个别内容予以修改和完善。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期。（四）宪法修改促进国家机构的改革与完善在历次宪法修改中，有关国家机构部分的修改内容相对是比较少的。

因此，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2]这些修改丰富了经济主体和经营方式的类型，极大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进步与繁荣。

[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2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8年第11期。[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5、7、8、9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年第10期。1993年宪法修正案体现了对中国政治发展阶段的把握，主要表现在对国家根本任务的修改完善方面。[1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3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1期。

要与宪法解释相结合，避免盲目修宪和仓促修宪。第二，宪法第5条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4]。

三是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分析出其中对中国宪政建设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特别是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心理与行为特点，设计出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能在现有条件下产生实实在在宪政效果的宪政运作机制和措施，这才是真正对中国宪政进步有意义的举措，也是宪法修改与完善的长远目标和价值所在。在宪法序言的修改中，一是明确写入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国家根本任务了作了限定。

由于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非常措施通常要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同程度地加以限制，多数国家宪法中都有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